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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猗縣90%行政村集體經濟達到5萬元

“空殼村”如何鼓起“錢袋子”

來源:運城日報發布者:時間:2019-12-30

記者 陳永年

找不到自身優勢定位不清晰,資金投入不持續發展無保障,篩選不出合適的項目找不到切入點……這幾乎是農村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最大痛點。而在鄉村振興的偉大歷史進程中,集體經濟又是一個必須攻克的難關。

臨猗縣今年所有的村建立了集體經濟組織,年收入5萬元以上的村達到了90%。其總結出的“挖掘利用資源是基礎,創新發展模式是支撐,選準產業項目是關鍵,實現多方共贏是目的”的經驗,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。

普遍性的經驗如何取得,高度概括的背后又有著怎樣鮮活生動的實踐?日前,記者前往臨猗采訪了解。

依靠創新

薛公村走上坦途

說到村集體經濟的變化,臨猗縣最成功的例子莫過于孫吉鎮薛公村了。這個位于黃河岸邊的普通村莊,是典型的省邊、市邊、縣邊、鎮邊、溝邊、河邊的“六邊”村。

薛公村680戶2860口人,耕地5000畝,集體經濟年收入上世紀80年代只有3000元,如今已經增加到40萬元。天翻地覆的變化,源于其特有的優勢——5000余畝灘涂和5000畝荒溝。

灘涂和荒溝一直就在,而集體經濟收入能翻番上漲,源于思路和模式的創新。

和眾多村子一樣,這些面積龐大的灘涂,一直就承包在私人手中,而要發展集體經濟,數來數去,全村最大的優勢還是灘涂和荒溝。為此,村里開始實施“兩步走”計劃,以“盤活資源,招商引資,共同開發,壯大集體經濟”。

第一步解決資源的集中問題:對于集體土地明確交地期限和6條規定,堅決予以收回,統一有序發包;對于集體資產,實行有償使用;對于荒溝和灘涂,徹底清理原有的承包合同,全部收歸村集體統一管理。第二步解決資金的投入問題,村中派專人奔赴天津、山東、西安等地,向本村在外從商人員宣傳優恵政策,介紹產業開發前景,最終動員了3名在外成功企業家回村投資。

除了資源和資金,經營模式和分配模式的創新同樣關鍵。

該村采用村企合作模式,村集體以5000畝荒溝、5000畝灘涂作為資源入股,投資公司以2億元資金和人力資源入股,共同開發。收益分配上,雙方簽訂70年合同,實行分段收益:第一階段為20年開發期,由公司承包,一次性付村集體承包款491萬元,另外每年付40萬元用于村公益事業;第二階段為30年收益期,年收益分紅村集體占40%、公司占60%;第三階段為20年穩定期,年收益分紅集體占60%、公司占40%。合同期滿后,資產全部歸村集體所有,實現了集體經濟壯大、村民受益、開發商獲利的“三贏”局面。

創新也是生產力,思路、經營、分配上的創新,徹底改變了薛公村集體經濟的面貌。忽然好起來的集體經濟與每年不少的固定收入,怎么用?該村提出了“大事村民共商”與“紅利村民共享”的原則。

第一期491萬元承包款,主要解決村里的歷史債務,同時給新農村建設提供充足資金。對于每年40萬元的固定收入,制定使用范圍,主要作為公益事業經費,用于村民生活用電、用水、農村人居環境整治、幼兒園教師工資及與幼兒學費、路燈照明、群眾文化活動、關愛老人等方面。第二、三階段的村集體分紅收益部分,20%用于村級活動經費,80%用于農戶分紅。為此,村中還成立了村務監督委員會,全程監督管理,對集體經濟每筆支出進行審核、張榜公示。

今年6月,臨猗縣委專門印發文件,在全縣推廣薛公村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經驗,文件中對薛公村的創新進行了如下概括:

薛公村因勢利導,因地制宜,探索創新了“黨建引領、整合資源、村企合作、量化股權、統一經營、紅利共享”的集體經濟發展新路徑,形成了“村集體、企業、農戶”三方“共商、共建、共贏”的發展新格局,實現了集體經濟“從無到有、從弱到強”的蛻變。

蓄勢待發

馮家卓靜候佳音

從根子上看,薛公村的巨變,還是源于那些原來未被重視的灘涂和荒溝資源,而更多沒有如此優勢資源的村子,集體經濟又該如何發展呢?臨晉鎮馮家卓村給了我們另一條更現實的路徑。

馮家卓村1980口人,5000畝耕地,主導產業是蘋果和桃,全村耕地70%以上是經濟林。如果說薛公村的關鍵是如何運用優勢資源的話,那馮家卓的任務則是如何創造優勢資源。

馮家卓村有380畝機動地,但無一例外地全部承包在村民手中,而且合同時間很長,一時半會兒也不可能到期。于是,村里與村民做工作,以200元一畝的價格再承包回來。相比于外出務工較低的土地產出,不僅讓機動地回收計劃順利推行,而且引來了不少主動將土地流轉給村集體的農戶。

馮家卓村在細節操作上的智慧,不僅表現在積極引導但絕不強迫的土地流轉態度上,更表現在如何使用土地的提前謀劃上。

和投資商的承包合同,村里采用的是一年一簽的辦法,而且明確要求流轉土地只能種植生長周期為一年的小麥、玉米等作物?!爸饕强紤]到村里馬上找不下好項目,但要隨時為項目運作做好準備?!贝妩h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張進虎介紹這樣做的原因,“目前已經流轉了200多畝,投資人已經種上了小麥,到明年上半年面積至少要擴大到1000畝以上,在這個過程中,村集體經濟就有了新的進項?!?/p>

因為村里目前的主導產業仍然是經濟林,當真正需要土地搞項目時再流轉經濟林,將會是非常麻煩的事情,甚至成本也會人為地增加不少。而村里提前將包括一些經濟林在內的土地流轉成小麥種植,而且經營合同按年簽訂,這就為新項目的實施最大限度降低了轉型和時間成本。

齊抓共管

“臨猗模式”初步成型

所有的村建立了集體經濟組織,年收入5萬元以上的村達到了90%——數字的背后,是全縣上下一心的強力推動。

臨猗縣委成立了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領導組,組長由縣委書記于鵬飛擔任。鄉村兩級也相應成立了組織機構,由黨組織負責人擔任組長。同時,實行縣級領導包片聯點責任制,每名縣級領導至少包聯一個集體經濟示范村??h直各相關單位根據各自工作職責、實施具體項目等情況,實行定向包聯幫扶。鄉鎮領導班子成員至少包聯一個村集體發展試點村和薄弱村。

為有序推進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,更好發揮開發集體資源、管理集體資產、服務集體成員、發展集體經濟的作用,臨猗縣在堅持集體所有的前提下,運用市場機制,加快了建立農村集體經濟股份聯合社的步伐。目前,該縣已有17個試點村獲頒“集體經濟組織登記證”,有了進入市場進行經營的“身份證”。

為解決集體經濟發展必須的資金保障,臨猗縣按照上年財政總收入0.1%的比例,安排專項資金并列入年度預算,用于扶持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。同時,還列支100萬元作為集體經濟發展貸款貼息補助資金,探索設立扶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基金,積極向上級部門爭取扶持資金。

臨猗還把村集體經濟組織納入評級授信范圍,為村集體量身定做金融信貸產品,確保獲得授信的村集體企業、項目能夠得到足額及時的信貸支持。目前,該縣已經與農業銀行進行了對接,簽訂了幫扶協議,目前第一批集體經濟貸款150萬元已經發放,還有3個村子的貸款正在洽談中。

另外,該縣通過明晰責任、部門聯動、組織保障等措施,確保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形成合力:配齊、配強村級黨組織班子,抓好農村黨組織帶頭人隊伍建設;加強溝通協調,定期召開聯席會議,研究問題,加強指導;開展非法侵占、無償占用集體資源專項整治活動,確保集體資產不流失;加大力度對村集體興辦的果業示范園、干果經濟林、畜禽養殖場提供信息、資金、技術等服務……

縣農經中心主任暢麗娟說:“村級集體經濟發展難度大、任務重、涉及面廣,光靠農經一家肯定不行,縣委下發文件,各機關部門根據職責分工,發揮部門自身優勢,積極主動扶持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,構建了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,確保了全縣村級集體經濟的有序推進?!?/p>

記者手記:

發展村級集體經濟要過“三道檻”

□陳永年

通過對不同村子、不同人的采訪,筆者發現目前攔在發展村級集體經濟面前的“門檻”主要有3個:愿不愿干,錢從何來,干啥項目。

愿不愿干,說得更多的其實是村干部的主動性。

發展村級集體經濟,最終還是要落到村干部的肩上。在這個工作上,村干部特別是村主干責任重大?,F在,隨著村干部福利待遇的逐漸提高,也有了更新甚至更嚴格的要求。但這些要求,還要逐漸從“束身”向“束心”轉移,不僅要“出工”更要“出力”。為此,擺在村干部面前的,沒有村級集體經濟干還是不干的選擇,只有如何干的思考。在這種新的要求下,我們需要進一步去提高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,提出科學的量化指標,對于一些無法勝任的村干部甚至需要換崗、換人。能力可以培訓提升,但思想上沒有主動性、行動上沒有積極性,甚至以為發展村級集體經濟不是自己的分內工作,那就是不稱職了。只有充分發揮村干部的主觀能動性,才能激發內生動力,才會為集體經濟提供更好的人力資源保障,這也是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必然要求。

錢從何來,這是一個老問題了。

實施集體產權制度改革,摸清家底、折算股份、建立分紅制度,這些都為村一級組織進入市場排除了障礙。當村一級組織以經濟組織的身份進入市場之后,資金就成了首當其沖需要解決的問題。錢從何來?這錢不可能讓村干部來出,因為這是集體經濟;讓村子出也困難,大多數的村子幾乎沒有任何積累。在這個起步階段,只能通過外部“輸血”。采訪中,有的依靠國家政策的扶持,有的依靠社會賢達的捐款,有的采用招商引資。從更長遠、更貼合市場經濟投入、獲益對等原則上看,招商引資可能更好一些。就像薛公村,為了引入開發資金,除了打造了一個好項目外,還推出了科學的投入和分配制度。因為在市場經濟下的投資,最終都有著獲利的需求,只有充分滿足了這一需求,才會進入投資、獲利、再投資的正向循環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一個相對科學、符合市場規律的投入、分配制度,會對資金的進入產生重要作用。

第三個門檻,就是項目了。

其實,這個項目與資金可以說是互為因果?,F在社會上的中產階級群體也不小,和他們有積蓄不知投資什么的苦惱一樣,當村子有了啟動資金后,同樣會發愁干什么。從采訪中能夠看出,所有集體經濟做得比較好的,在項目選擇上都有一個共同點,那就是找準了自己的優勢資源。比如薛公村圍繞著共計1萬畝的灘地與荒溝,引入資本進行開發,一舉改變了村集體經濟的面貌;比如聞喜縣的溝渠頭村,通過集體經營紅白事流水席,不僅保障了移風易俗的成果,更為村里帶來了新的收入,至少保障了村日間照料中心的可持續、高質量運轉。而在更多的村子,是與扶貧政策相聯系,在多種經濟實體的聯動下,發展種植或養殖。這些,無疑都是正確的,都為村子的發展指明了大致方向,那就是:做什么,主要還得看村子里有什么。

“三道檻”,也是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給我們提出的三個課題,解決了這些課題,我們的村級集體經濟自然就會有更大的改善,自然也會為鄉村振興奠定更堅實的基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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